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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写，大都是野史所载——野史与正史重合的地方，当然也有。野史的好处，不用我说，大家都晓得。可以道听途说，可以揭隐发微，可以专事小节，可以不顾大义，可以情有所系，可以笔无藏锋。总之，正史家不大敢做的事，野史家全都敢干。

有许多章节，信笔写来，只敢说是“稗官之言”，不敢妄称“盖棺之论”，否则岂不要惹出若干笔墨官司？好在所写事端，均言出有据，即或是谣诼无稽，在下也不负造谣之责，只承传谣之讥。

至于说此书是“野”的《史记》，小子何乃太狂！《史记》不仅为正史之首，同样也是野史之源。后世的各类野史，也只不过是更“野”的《史记》。

更何况，“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传说或有真伪之别，反映出的言说者与受众的心态，却是一种异样的真实。读者诸君，不妨试观本书，再掩卷思之，哪些篇章，我写得高兴，你读得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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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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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里，人文知识分子担当时代的良知，他们明辨是非，知道何谓善，何谓恶，可以一往无前地为理想和道德呐喊。每当在一桩善恶莫辨的事件中，我们无法确定自己的立场和倾向，就只剩下了永远的怀念。

文学大师、世纪良心、文化灵魂……多少帽子在巴金头上飞舞。对于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这一切毫无意义。

本报讯日前，一位男青年急匆匆地骑乘摩托车到市场购物，在市场外和一辆汽车相撞，男青年身受重伤，送协和医院医治，医生称可能会留下腿部终生残疾。车祸原因正在调查中。 　　

各位编辑大人，这条消息该放在什么版？社会新闻？还是尾条？好的，不过我要告诉各位，这位青年不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的大公子，清华大学高材生梁思成。怎么样？是否可以移到“重要新闻”一栏去？ 　　

我还想说明，撞人的汽车也有个不一般的主人，他曾经被北京学生以爱国的名义痛打———没错，该汽车所有权属于前驻日公使章宗祥。怎么样？这条新闻不简单吧？ 　　

你说这可能是一次政治事件，要把它放到政治新闻版？先不要冲动，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章宗祥是要借此报复梁启超挑唆五四运动的仇怨。而且梁公子赶到东安市场，的的确确是一个偶发事件。 　　

据知情人称，事发当日，正在西山养病的前外交次长女公子L小姐，和她的追求者们定下了一个赌赛：谁能以最快速度从城内买到刚上市的橘子给她，就证明谁对她最忠心耿耿。有目击者称曾见到梁思成先生的摩托车自西山驶出。在事故现场，确曾留下一包精心捆扎的橘子。显然，摩托车技术超群的梁先生拔得了赌赛的头筹，如果不是发生了车祸的悲剧…… 　　

你知道L小姐就是林徽因？咳，你知道就好了，不必登在报上吧。 　　

现在你总算明白了，这则新闻最适当的位置是在：娱乐版。不但是头条，而且还可以作连续报道。据我估计，梁先生虽然因车祸留下了终生遗憾，但赢得L小姐芳心的机会却大大增加，不信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其他人有戏没戏！

多年后，梅贻琦在回忆录里承认，当时他并不愿上飞机，只是没有人陪客人，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这才硬着头皮登机，感觉像是去鬼门关转了一圈。

非典初期，我从北京去外地的老友处玩，行前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去了以后，北京风声渐紧，时有追捕北京人的消息传来。再问他怕不怕？答：十几年交情了，怕又如何？

一位澳大利亚居民说，他不明白他的中国邻居在非典期间为什么还敢接待来自中国的亲友，“要是我，”他说，“一定坚决拒绝他们进入我的房屋，无论是谁。”他不明白，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生死”是飘忽不定的，而“面子”永远与我们同在。”

道光十九年（1839），梁发50岁，他再次回到了广东。他死的时候66岁，16年间，他目睹洋人在中国的势力一天天大起来，中国吃教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在后来的几年中，他隐约知道外面天下大乱，可是老迈的梁发不会想到，这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变乱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历史书上说，在梁发回国前两年，他1832年刊行的九卷《劝世良言》已经在广州等地流行。一位来广州考举人落第的秀才无意中得到了一本。回乡后，他得了大病，在病中细读了这本书。他又把这本书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十年后，他们根据这本《劝世良言》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太平天国。

最后说一个科举养士最大的好处，也是千百年骂名所在：消磨意气。人才天生，但要成为栋梁，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经得起折腾。经过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一系列折磨（还可能是重复重复再重复），终成正果，好比唐僧师徒八十一难后修得金身，浮躁之气尽去，沧桑之感顿生。将来为官一任，才不至于猛冲直撞，误人误己。相比之下，现今大学生所受挫折训练太少，不利于适应社会各种规则潜规则。只有考T考G拿OFFER被拒签再被拒签，差堪比拟。要不怎么说“海龟”才是人才呢？

书籍介绍

本书所写，大都是野史所载——野史与正史重合的地方，当然也有。野史的好处，不用我说，大家都晓得。可以道听途说，可以揭隐发微，可以专事小节，可以不顾大义，可以情有所系，可以笔无藏锋。总之，正史家不大敢做的事，野史家全都敢干。

有许多章节，信笔写来，只敢说是“稗官之言”，不敢妄称“盖棺之论”，否则岂不要惹出若干笔墨官司？好在所写事端，均言出有据，即或是谣诼无稽，在下也不负造谣之责，只承传谣之讥。

至于说此书是“野”的《史记》，小子何乃太狂！《史记》不仅为正史之首，同样也是野史之源。后世的各类野史，也只不过是更“野”的《史记》。

更何况，“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传说或有真伪之别，反映出的言说者与受众的心态，却是一种异样的真实。读者诸君，不妨试观本书，再掩卷思之，哪些篇章，我写得高兴，你读得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