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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通过语言文字塑造民族国家:中国近代国语运动研究”的结项成果，获得了专家一致好评，结项结果为优秀。 国语运动作为现代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既有文化想象的层面，也有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参与和实践过程，作者引入社会文化史的视角，透过这一场上下合谋的文化运动，可以透视出现代中国国家重建的艰苦历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导论：语言与历史

章 清季社会思潮与切音字运动的兴起

第二章 切音字运动中的“国民”与“国粹”

第三章 切音字运动与“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

第四章 汉语拼音化思想对“因声求义”说的继承式颠覆

第五章 白话文运动与汉字拼音化论证策略的调整

第六章 汉语进步论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

第七章 “代表全国”理念下的国语语音标准论争

第八章 国语运动与汉语“方言”的成立

第九章 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

第十章 中国现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

结语：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附录 清末官绅对切音字的推行

后记

王东杰，河南濮阳人，四川大学历史学学士（1993）、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1996）、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2002），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地方史研究，著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国中的“异乡”—— 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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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实证研究”对不少中国人产生了吸引力。如同康有为一样，王炳耀也表示：“泰西之文，初或起于象形，终则归于拼音。”西人在进化之路上既已先行一步，具有示范作用，而拼音又是文字发展的趋向，还有何疑义可言？其弟王炳堃更进一步发挥道：“天下各国，惟中国与埃及开文运为最早。夏商之世，亚欧二洲尚属草昧，而中国与埃及大启文明，以二国之字相近也”，俱“起于象形”。可是早熟也未必就好，导致“中国字学繁琐失之为史”，与非洲部落无文的“獉狉之族”一样，实际“皆非中道”。王炳堃认为，“文网之密，字学之繁，实为致弱之基。埃及不振久矣，中国亦近外国凭陵”，其故在此。此一情形，不得不令人慨叹：“夫中国之所以得为中国者，在于文字；而中国之所以仅成为中国者，亦在于文字。”

我同意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转述的一个看法：一个思想传统的“特征”并不一定体现为它具有任何独一无二的“组成元素”，它们都可能其他思想传统中被找到，可是，当这些元素被某一“统领性的观念”汇集起来，“形成独特的格局”，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在其他任何布局中都没有的意义”。她主张，民族主义的特性在于它的“思想风格”。（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路》，王春华、祖国霞、魏万磊等译，导言，2页，注释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0。）这提示我们，重要的是观察“特殊的格局”而不是其组成“元素”：由于“民族”这一统领性”概念的引入，许多古已有之的元素发生了“化学反应”，最终形成近代“民族主义”。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前近代的“类民族主义”现象，正是它们为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根基（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会导向“民族主义”）。这两个（或许还有多的）历史层次如何互动，应是今后特别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事实上，族群象征主义就认为，现代民族是在前现代的集体文化认同语境中兴起的。

汉字集形、音、义于一体，且相互依赖，要研究任何一面，都不能脱离其他两面。同时，汉字和汉字也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完全抛开文字不顾的纯粹“语言学立场”对于汉语汉字的研究是不恰当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进化论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不再诉诸社会发展阶段或历史局限性一类的空泛托词，而真正回到历史本身。正面而言，首先应将表面上相同或极相似的现象分别还原到具体的时空脉络中，以理解其各自的意义，而不宜从后见之明出发，“单线直上，旁若无人（余英时先生语）”。在注意历史现象一脉相承的同时，注意其实际语境的转换：在不同语境下，看似相同的历史现象，其意义和功能却可能完全相异。

传统的影子在近代处处可见，怎样理解它们，却见仁见智，在“现代化”思路下，它们往往只是传统的残余，也是需要进一步清扫的对象。近些年，学界试图突破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给了这些因素以更加和正面的审视。然而，由于仍部分受到线性史观的影响，这一思路常常更多地关注历史的延续性，不免把“现代化”论者视为近代“突破”的那些因素，径直看作传统趋势直接发展的结果。

……

有时，延续性只是一种表层历史现象，向深处追究，我们看到的反而是历史的断裂。

……

因此，重要的不是近代和传统有多少同类项，而是人们怎么解读它们，给了它们什么意义。

如同我们要尊重当事人在整体上的变动感一样，对于它们的“不自觉”，我们也应充分尊重。正是在这种“不自觉”的掩护下，新的文化认识图式才“继承”和“发展”的形式去颠覆了旧的认知图式。

书籍介绍

国语运动在现代中国影响既深且巨，作者将其纳入20世纪中国整体转型的脉络中，探讨语言和文字改革是如何反映并实际参与了这个过程，又对清末民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考察，侧重于国语运动和国家建构、国族认同、文化理想、地方观念、阶级意识等范畴的互动，还呈现了它和变动中的物质景观、资讯手段及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透过这一个案，本书力图展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尽管汲引了不少外来资源，但又怎样高度地依赖于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