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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到中国，无论富裕抑或贫穷，不管男孩还是女孩，世界各地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快乐成长，有所成就。然而，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却千差万别。美国和中国的父母越来越权威、专断，“育儿战争”日益激烈；而北欧的父母相比之下更为宽容。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从美国、英国、北欧到中国和日本，本书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研究了经济激励和约束如何影响了不同国家的育儿习俗，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教养方式。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实现机会平等和教育公平，帮助孩子立足未来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序

引言

第一篇 在不平等的年代抚育子女

第1章 育儿经济学

第2章 “直升机父母”的兴起

第3章 当代社会中的教养方式

第4章 不平等、教养方式和育儿陷阱

第二篇 育儿简史

第5章 从大棒到胡萝卜：专断型教养方式的消亡

第6章 男孩与女孩：性别角色的变化

第7章 生育率与童工：从大家庭到小家庭

第8章 教养与阶级的价值观：贵族vs.中产阶级

第三篇 政策如何影响教养方式

第9章 学校系统的组织

第10章 育儿的未来

马赛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顾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中心成员。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访问学者，世界计量经济学会、欧洲经济协会成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波动项目组联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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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人们生多少孩子的决策可以用他们面对的激励来解释。激励取决于人们生孩子的目的和养孩子的成本。我们先从目的开始分析。为什么人们要生孩子？一个简单的答案是进化设定了人们想要生孩子：毕竟没有孩子的人不能传递自己的基因，所以自然选择偏好喜欢生孩子的个体。然而，对孩子的普遍渴望不能解释我们所描述的关于生育选择的基本事实。如果是那样的话，在能够承担养育孩子的成本的约束下，父母会尽可能多地生孩子。接近温饱线的贫困家庭就只能负担得起生较少孩子的费用。相比之下，一个百万富豪应该毫不费力就能抚养大量的孩子。因此，如果人们关心的只是孩子的数量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正如富人买了更多的食物和汽车，他们也会有更多的孩子。但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至少在过去的200年间，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正好相反：人们越富有，选择生的孩子越少。

父母通常比孩子更厌恶风险。事实上，我们观察到许多社会中父母越来越倾向保护型。这一态度的缺点在于可能会使孩子变得怯弱、不主动。在这里，塑造激励的作用。在帮派和贩毒者居住的贫困社区，更易接触青少年犯罪的环境可能导致孩子做出毁掉他们生活的选择。而住在中产阶级社区，这样的风险要小得多。在这种更安全的环境中，父母可能更容易让孩子冒险并采取自主行动，而不必担心他们在失败的情况下会遭受严重后果。这种成长经历可能会使得在未来的生活中，孩子对涉及不同类型的风险的选择抱有更积极主动的态度，这些风险包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为了衡量育儿陷阱的风险，我们需要考虑育儿差距的潜在根本原因，然后询问如果不平等上升会发生什么。我们的激励理论表明对于特定社会中的家庭间的育儿差异存在两类解释。一种可能性是，育儿的社会经济差异主要由不同背景的父母对子女未来生活的期望和抱负所致。根据这一解释，父母理性地预见到自己的孩子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并相应地调整了教养方式。

社会学家梅尔文・科恩（ Melvin Kohn）和卡米・斯库勒（CamiSchooler）提出了这种理论。他们推测，蓝领工人的工作往往是单调的而“敢于质疑的思想”只会成为这种职业的障碍。因此，期望子女也成为蓝领的父母可能没有多少动力去使用一种强调推理和讨论的教养方式，即权威型教养方式，而是转向权威不容置疑的专断型教养方式。

今天，这个想法可能看起来有点过时了。尽管制造业中蓝领的工作岗位日渐趋少，但也不太可能是平淡乏味的流水线工作，因为在整个（后）工业经济中，重复性的工作要么被机器或计算机替代，要么被外包给其他国家。然而，该理论可能仍然具有相关性，部分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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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中，独立意识可能是一种特别危险的优势，因为独立意识会在青少年的思想中植人抛弃家庭和打破社会规范的念头。意大利作家乔万尼・维尔加（ Giovanni Verga）在他1881年出版的小说枸杞树旁的小屋》（ The House by the Medlar Tree）中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作者这样总结了小说的寓意：“每当一个人比其他人更弱，或者更不小心，或者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时，由于想要探索未知或渴望改善的欲望而试图脱离群体，世界这条负婪的鱼将吞噬他。”根据维尔加的说法，诱使年轻人偏离常规轨道的独立精神只能导致自我毁灭。在这样的世界中，服从是比想象力或独立性更安全的价值观。

【感触：中国现在的父母一方面希望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以便适应当下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又恐惧孩子独立之后带来的不可控。于是乎父母在传统思想与现代社会需求之间左右摇摆不定。】

总结来说，证据表明，与几十年前相比，毫无疑问，今天的父母在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要多得多。这是为什么？是今天的父母更加聪明、更有思想，或许甚至比他们自己的父母更有爱心吗？亲子互动时间的增加是否会培养出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并且积极主动的成年人？又或者，如马拉诺、凯里和利思科特一海姆斯这些批评者所言，这只不过是一阵非理性狂潮，最后培养出的会是一代缺乏独立性和想象力的“妈宝男”和“娇娇女”呢？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往往更宽容，在高不平等和高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可能会更专断，并更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不平等能很好地解释我们之前讨论的各个国家的现象：不平等程度在宽容的瑞典很低，在以入学成绩为导向的瑞士较高，而在被忧心忡忡的“直升机父母”占据的美国则更高。

书籍介绍

从美国到中国，无论富裕抑或贫穷，不管男孩还是女孩，世界各地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快乐成长，有所成就。然而，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却千差万别。美国和中国的父母越来越权威、专断，“育儿战争”日益激烈；而北欧的父母相比之下更为宽容。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从美国、英国、北欧到中国和日本，本书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研究了经济激励和约束如何影响了不同国家的育儿习俗，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教养方式。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实现机会平等和教育公平，帮助孩子立足未来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