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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们进校后就进行了研究生第一外语过关考试，考试过关即可免修。他一个从未有过外语专业学习经历的人，在第一轮过关中就与一位译过四本英文书的老翻译并列第二名。第一名是位华侨，英语是母语，口语比英语老师还好，当第一名大家自然心服口服。可是秦晖这个第二名太出乎大家的意料了，闷不吱声的“小广西”，和我一样是69届初中生，考研前学两本《英语语法》就一下子能英语过关？那一年的英语题我也做了，只得了16分。我是真心想向他请教学习方法。有一次我们冬天打扫教室，他站在窗台上擦玻璃，我在下面递抹布。我看着秦晖解放鞋里不穿袜子的黑黢黢的脚，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想调侃他一下，狡黠地问：“秦晖，你外语过关的诀窍是不是不穿袜子？”没想到这老兄没有一点幽默细胞，一本正经地答道：“那你把袜子也脱了。”噎得我不知如何作答，可算领教了这不善言辞的小师兄了。

秦老爹掉了上下两颗门牙，吃东西不得劲，刨咬的能力下降，他又不爱戴假牙，自嘲说：“我要是自然界的啮齿动物，就会被淘汰。”又没法种牙，因为牙床基础不好，种植的根基站不住，等于土壤疏松，栽种了树木也不牢固。所以每次吃水果都会刨出一道垄。他说：“我这是在实行赵过的‘代田法’：‘一亩三圳，岁代处’。”我一时没明白，经查知道出自《汉书·食货志》，是汉武帝时的赵过提出来的。赵过是西汉的搜粟都尉，他在干旱地区推广过一种耕作方式：在田里开沟作垄，形成沟垄相间的条状，作物种在沟里，第二年沟垄互换。说白了其实就是轮耕制，以恢复地力。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代田法”实施后，“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心想学历史的人就是不一样，掉一颗牙也有如此说头。缺位的牙一直没补上，于是“一亩三圳，岁代处”的“代田法”还一直实行着。

有次他看到电视上关于车臣“黑寡妇”的新闻，便随口哼起《回娘家》，把“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改成“杀了一个人，放了一把火，安装了一个定时大炸弹，哎呀，怎么去见我的妈”。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气，我们直骂他没良心。早上吃药的时候他会以《我是小海军》的调子唱：“我是个药罐子，呱呱叫的药罐子，白天也得吃，晚上也得吃，天天都吃药，将来还得死。”有时我会问他：“今天吃什么？”他套用《橄榄树》的曲调唱道：“不要问我想吃什么，面条大饼都可以，你做出什么我就吃什么，草根树皮也可以。”如果他做错什么事被我批评，他就用《劳工神圣》的曲调唱：“被压迫的是我老公，被剥削的是我老公，世界呀我们来创造，社会呀我们来拯救，你是我老婆，我是你老公，老公、老公，应做世界主人翁！”有时我们意见不一致，争执不下的时候，他就会将《说打就打》改唱为他命名的“革命老婆进行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猴子满山走，嫁个大灰狼，他吃兔子腿，我啃兔子头。”我说，这明明是“夫权家长进行曲”。又把《我是一个兵》改为：“我是你老公，管得比你宽，你要是不听我的话，罚你跪搓板。”

几乎每个夏天秦晖都会另起一个头，就这样积累下来好几个半部书稿。假如有谁愿意把他这些半拉子书稿结集出版，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半部书》。

碍到他的工作，与其这样，还不如各拉各的车，各忙各的专业，但不时可以相互参照或鼓励一下。这种组合模式一方面是情感的“黏合剂”，一方面也是一种事业上的互补，如同彼此作为依靠的支点。但是秦老爹对我们这种工作组合也还是有抱怨的。由于我有时对自己文字表达的准确性信心不足，而他的特点是细致准确，在文字上不太出错，所以我的很多文章最后都要他过一下手。他对我从来都是连挖苦带损，说：“你有思想没文字，还不如有文字无思想呢。你应该回去上小学，看你的文字我会血压升高，不知你是俄文差还是中文差。你这种有思想而文字功底差的更糟糕，老让我做小学老师的工作，结果我的思想也耽误了。你产出越多，我就被废得越厉害，所以你最好还是手慢一点。”其实我并不太喜欢他太学究气的论文腔，还是有一票人喜欢我的明快轻松文字的。

恰好这次担任中国史研究生答辩主席的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一位著名学者，我们都知道赵先生在“古史分期”“农民战争”等问题上与这位先生有分歧。对赵先生请这样一位学术见解与自己相左的人来主持答辩，我们在佩服先生胸襟坦荡的同时，也认为他们应当已经有了默契。既然能请他来，先生一辈之间的学术论争应当不会殃及学生。但没想到心无芥蒂的赵先生根本没有与这位客人做什么沟通，而本系参加答辩委员会的某些教师却极力迎合这位客人的学术偏好，并顺着这些偏好给那几位师兄设计“绊子”。就在中国史师兄们信心十足准备答辩的同时，打算着实“卡”这几位赵门弟子一把的教师也在“磨刀霍霍”。我在资料室就看见参加答辩的某教师手捧师兄的论文逐一核对史料寻找纰漏。

因为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研究生，大家都不知道论文答辩是个什么阵势，答辩的时候挤满了各级的研究生和77级本科生，以至于连走廊里都挤满了听众。上场的师兄刚开始还胸有成竹地宣布“科学的入口就像是地狱的入口”，但后来架不住几个答辩教师轮番唇枪舌剑地轰炸、用放大镜挑瑕疵，很快就大汗淋漓，气氛极为紧张。赵先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我们嘀咕说，这哪里是答辩学生，导师也同样站在了被告席上，看样子真的要把我们送进地狱的入口了。最终可想而知，这位师兄的论文没有获得通过。赵先生很是愤怒，但他罕见地没有发作，而是闭门谢客，拒绝参加后续的答辩。那位客人一连等了两个星期硬是不见下文，只好悻悻而返。这次赵先生的“七只九斤黄”只有三个拿到了硕士学位。虽然当时初次授予学位普遍比较严，但这么低的授予率仍很罕见。从那几位师兄的资历（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大学生）、当时的论文水准（应该说不亚于现在一般的博士论文）和后来他们的学术成就看，如此苛刻显然有失公平。事后谈起，大家觉得赵先生未免太天真，既是论敌又无私交，就请来让他“主审”自己的得意弟子，显然相信他会公正持平。不料信人太过，而有人也存心挑剔，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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